200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席卷了全球，使世界的金融动荡不安，也让世界经济走向极度的低迷之中。美国华尔街带来的这场金融风波引发世界上的许多国家的金融走向破产边缘。然而，作为社会瞭望者的财经媒体为何没有预警金融危机？为何出现传播失灵，成为除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之外助推金融危机的第三种因素？

带着种种疑问，我们跟随石研老师的思路对财经媒体传播失灵现象进行了较为深入地探索和分析。

4月1日晚，在我校图书馆二楼报告厅，石研老师作了题为“中国财经媒体传播失灵现象透析”的专题讲座。在讲座的一开始，石研老师先谈了谈她选择这个课题研究的原因。

2008年正值金融危机爆发时期，石研老师正在着手准备她的博士论文课题。因为本科读的是会计学，而博士读的是传播学，因而想将两者有机结合，所以将目光投向了财经媒体及新闻的研究。另外，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股市出现持续暴跌的现象，作为一个曾投身于股市的股民来说，被套牢是意料之中又困惑不解的问题，为了把这件事情搞清楚，石研老师决定将课题进行深入研究。然而，随着研究成果的不断推进，石老师发现，除了将金融危机归咎于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两部分外，还存在第三责任方，即传播失灵。也就是说，在金融危机爆发前，西方财经媒体并不是没有报道或者做出预警，而是失职。

早在08年以前，美国纽约大学的金融类专业人士就预测到，在未来几年内将会有一场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方面的大震动，但遗憾的是，这种说法不仅没有受到重视，更有人称其为神经病似的推测。所以直到危机爆发后，才有人站出来说明，亦有人职责财经记者对这一系列事件的鲜有报道。然而，在传播失灵的背后又透露出了什么样的信息呢？

拿股市来讲，股市其实就是信息市，具有羊群效应。它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信息的影响，与媒体的传播作用密切相关。但是，媒体又有其自身不可避免的性质，即单向流通性和公众性。中国股市与西方股市相比较而言，前者在“信息不对称”方面显得问题更加突出。股民对信息掌握量很有限，大多数是道听途说而来，一部分是来自于证券公司的信息，还有一部分来自中央，地方经济频道的宣传。为深入研究，石研老师就山西等三家地方台的经济频道中的节目做了比较，结果发现，虽然是三个不同的省份却有同一个股票类节目。详细地说，就是各家地方台都纷纷把不同时间段卖给了专门制作证券类节目的机构，以致内容雷同且主持人与股评分析师的对话内容被设计，所提供的种种信息都会对股民造成误导。用石研老师著述中的话说就是：“中国股市是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靠人工催生’的，在这一中国特色影响下，股市信息也成为一个不能有效传播的畸形，出现了群体传播、流言传播等非正常传播，甚至媒体和股评师配合操纵股市的现象。”

另一问题也不得不引起重视：近年来，财经媒体热衷于组织年度经济评选活动，对工商界进行年度盘点，但在实际运作中，该活动的功能发生了异化。举例来说，作为连续六年被财富杂志评选为“美国最具创新精神公司”的世界上最大的综合性天然气和电力公司之一—安然公司，在2000年发布的世界500强企业中，荣列第16位，然而在2001年榜单发布的一个月后就申请破产，02年更是被曝出了持续多年的精心策划、乃至制度化系统化的财务造假丑闻。其报表所反映的许多利润被虚增，甚至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公司通过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财务关联交易，将不盈利的部分留在了表外，足见其内部管理混乱，也不禁让人对诸如此类的年度经济评选结果的准确性、真实性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但从媒体角度探究发现，作为媒介事件的年度经济评选类活动，将媒体本身的知名度大大提高了，诸多企业纷纷参与进来。在评选过程中，短短的几个月内，就使得主办方— 媒体自身平台的广告费单价上涨了10倍多。不单单是为其自身创造了可观的广告收入，而且还打响了一定的品牌，为今后相关媒体共同策划有关经济的高峰论坛活动提供了助推力。由此可见，“多种复杂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促使年度经济评选成为财经媒体一次绝妙的媒体营销，媒体与政府、企业之间多重复杂的博弈又使其成为一起由市场、政府、媒体共同策划的地道的媒介事件。”

因而，这就导致了“传播失灵”的内在冲突问题。其中包括：作为“经济人”的财经媒体和财经记者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作为“把关人”的财经媒体则要以社会整体利益为终极目标，财经媒体“把关人”与“经济人”角色定位之间的冲突常常造成财经媒体传播失灵；在媒介产品内容方面，经济人追逐利益最大化的特征会促使财经媒体解决冲突、做出选择时将利益的核算放在首位，从而使信息丧失了原貌；财经媒体的内容不可避免地受到新闻报道大众化趋势的影响，这些吸引受众眼球的报道策略给其他类型的媒介产品带来的是叙事风格的改变，但是对于以数、趋势分字、报表析为基本手段，以精确、严谨为基本要求的财经媒体而言，带来的则是差之一厘，谬之千里的后果。

最后，对于今后如何改善“传播失灵”这一现状，石研老师给出了自己的一种尝试性的设想：建立更接近公民社会理想目标的媒体公共服务提供模式。而在这一模式的实施过程中，如何在市场、政府、媒体之间建立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伙伴关系，如何进行制度创新，促使外部利益内部化，将是能否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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